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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门口的国宝展——讲述《石鼓文》与天一阁的渊源

来源:宁波日报  2018-02-26

    石鼓文是石刻文字之祖

    由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和童衍方文艺大师工作室联合举办的《石鼓墨影——明清以来〈石鼓文〉善拓及名家临作展》正在天一阁博物馆展出,各种版本摹刻精良的《石鼓文》善拓及吴昌硕、翁同龢等名家临作让人大饱眼福,不少珍贵的拓本来自北京、上海、江苏等地。114件展品中有15件来自天一阁,大部分展品有一个共同的源头,即阮元摹刻天一阁藏北宋拓本。春节期间,此重量级展览吸引了来自各地的参观者。而对宁波市民来说,家门口即可看到国宝,且又值阮元重摹天一阁藏北宋拓《石鼓文》220周年,展览因此又有了特别的意义。

    去年12月3日,央视开启大型文博探索节目《国家宝藏》,故宫博物院从馆藏180余万件文物中挑选了最具代表性的三件,其中一件便是石鼓,守护人梁家辉称它为“命最硬的石头”。那么这件其貌不扬的石鼓有着怎样的身世?它和天一阁有着怎样的渊源呢?

    唐贞观年间,沉寂1000多年的十面花岗岩巨石在凤翔府陈仓境内的陈仓山(今陕西省宝鸡市石鼓山)被发现,其质地为关中一带山中所有的青石,圆顶平底,每面不很规则,其形制大致相近。因为石形如鼓,故谓之“石鼓”,上面的文字则被称为“石鼓文”。

    石鼓文的发现一时震惊朝野,唐初的虞世南、欧阳询、褚遂良等人,在看到石鼓文的拓本后,皆惊叹石鼓文篆刻的“古妙”。其他文人雅士听闻消息,也争相为其作诗写赋,诗人韦应物和“唐宋八大家”之一的韩愈都作有《石鼓歌》。

    石鼓见证了中国历史的千年沧桑。唐宪宗时,石鼓存凤翔的夫子庙。五代战乱中,石鼓散失于民间,此后几经聚散,历尽沧桑。北宋时石鼓移置凤翔府学,但已遗失一鼓。宋皇佑四年(1052年),向传师在民间访得已被民人凿成米臼的“作原”鼓。宋大观年间,十鼓迁至汴京(今开封)。金兵破汴京后将石鼓掠走,运往燕京(今北京)。元代又将石鼓安放于孔庙大成殿门外,分左右两壁排开,此后明清两代均依此存放。抗日战争期间,石鼓随故宫国宝迁徙内地,辗转了大半个中国,抗战胜利后又运回北京,1956年起在故宫博物院展出。

    每面石鼓上精心篆刻了一首四言诗,计718字,内容最早被认为是记叙周宣王出猎的场面,故又称“猎碣”。每面石鼓名称取所刻诗篇的前两字,即“吾车”“汧殹”“田车”“銮车”“霝雨”“作原”“而师”“马荐”“吾水”“吴人”。它们是中国现存最早、文字最多的石刻文字,堪称石刻文字之祖,被康有为誉为“中国第一古物”。

    唐代至北宋,皆认定石鼓文是西周宣王中兴时的作品,南宋郑樵在《石鼓音序》中肯定地说“观此十篇,皆是秦篆”“石鼓固秦文也”。晚清民国以来,更多的学界大师加入石鼓文研究的行列中,罗振玉、王国维、马衡、郭沫若……虽然直至今天,石鼓文的年代仍无定论,但其中宁波人马衡的“秦穆公说”影响较为深远。

    阮元重摹“天一阁本”

    自出土后,《石鼓文》便成为后代学者研究的对象。在文字学、书法学、历史、文学等各个领域,引起高度关注。随着清代金石学的复兴,《石鼓文》研究几乎成为一门独立的学术门类。于是,作为研究最为基础的版本更凸显其重要性。哪个版本传拓最早?哪个版本保留文字最多?成为学者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

    史料记载,石鼓文在唐代已有拓本,质量较高,但没有流传下来,之后北宋拓本成为珍本,北宋欧阳修编撰《集古录》时,所依据的版本已仅存465字。明代范钦天一阁曾藏赵松雪家之北宋拓本,有462字。至清代,宋拓本《石鼓文》几乎无存,这便使天一阁藏本成为当时唯一的精善本。

    天一阁博物馆研究人员刘晓峰认为,宋拓《石鼓文》可视为天一阁收藏史上最为重要的藏品之一。“它不仅仅是一件单纯的藏品,在后人不断地翻刻、考据中,已成为石鼓文研究史上不可或缺的内容。只要提及石鼓文研究,无论是版本、内容还是音训,都必然会提及天一阁本,直至今天仍然如此。”

    提到天一阁本《石鼓文》,必须说一说阮元(1764年—1849年),他是著作家、刊刻家、思想家,在经史、数学、天算、舆地、编纂、金石、校勘等方面有着非常高的造诣。阮元对天一阁本《石鼓文》的贡献,重点体现在其两次摹刻活动上,后人称之为“杭州府学本”和“扬州府学本”。

    嘉庆二年(1797年),任浙江学政的阮元重摹“天一阁本”,在此次展出的《阮元摹刻天一阁藏宋拓〈石鼓文〉拓本》中可见。首篇“吾车”鼓前即以隶书题刻“仪征阮氏重橅天一阁北宋石鼓文本”。后记中写道:“天下乐石以岐阳石鼓文为最古,石鼓拓本以浙东天一阁所藏松雪斋北宋本为最古,海盐张氏燕昌曾双钩刻石,尚未精善,元于嘉庆二年夏,细审天一阁本并参以明初诸本,推究字体,摹拟书意。属燕昌以油素书丹被之十碣,命海盐吴厚生刻之……刻既成,置之杭州府学明伦堂壁间,使诸生究心史籀古文者,有所法焉。”

    从题跋中可知,在阮元重摹之前,张燕昌曾经摹刻。刘晓峰说,张燕昌摹刻的时间可见钱大昕《天一阁碑目序》记载:“今年予复至鄞,适海盐张芑堂以摹石鼓文寓范氏……”张燕昌号芑堂,文中“今年”是指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而阮元的第一次摹刻,正是在张燕昌摹刻十年之后。

    刘晓峰说,第二次摹刻在嘉庆十二年(1807年),当时阮元任浙江巡抚。摹刻成后,嵌置于扬州府学明伦堂壁间并撰《杭州、扬州重摹天一阁北宋石鼓文跋》。此跋前半部分与杭州阮摹《石鼓文》基本一样,后半部分则不同:“……十二年,又摹刻十石,置之扬州府学明伦堂壁间,并拓二本为册,审玩之。以杭州本为最精,扬州之本少逊也。”

    “这两次摹刻,在清代金石圈中影响巨大。其后,徐渭仁、杨守敬、盛昱、吴大澂、刘心源等十几位金石大家,或再次翻刻,或以此为底本,使天一阁本在清代石鼓文研究中一枝独秀。”刘晓峰说,一生金石成就无数的阮元,在他后来带有总结性的“金石十事记”中提到:“天一阁北宋石鼓文拓本凡四百七十二字,余摹刻为二,一置杭州府学明伦堂,一置扬州府学明伦堂,事之五也。”足见其对此事的看重。其实,在阮元的金石大事记中,与天一阁密切相关的还有摹刻“四明本华山碑”。十件金石事终,与天一阁相关的占据五分之一,亦可说明天一阁昔日碑帖收藏的重要地位。

    吴昌硕、傅山与《石鼓文》

    天一阁旧藏北宋《石鼓文》拓本,毁于太平天国战火。至今日,天一阁的《石鼓文》收藏亦可谓丰富。除了《阮元摹刻天一阁藏宋拓〈石鼓文〉拓本》,此次还展出了馆藏《傅山小楷〈石鼓文〉考册》、翁同龢通临《石鼓文》册以及多件吴昌硕书《石鼓文》书法作品。如此众多的书法名家,围绕《石鼓文》进行创作,正体现了其被认为集大篆之成、开小篆之先河、在书法史上承前启后的作用。《石鼓文》书法字体多取长方形,体势整肃,端庄凝重,笔力稳健,石与形、诗与字浑然一体,充满古朴雄浑之美,被历代书家视为习篆书的重要范本,唐张怀瓘《书断》、宋《宣和书谱》等均有记载。

    晚清杰出艺术大师吴昌硕篆隶草均擅,以篆书最负盛名,其篆书用笔之法初受邓石如、赵之谦、吴大澂等人影响,经年临习《石鼓文》后融会贯通,被称为“石鼓篆书第一人”。吴昌硕曾言:“余学篆,好临石鼓,数十载从事于此,一日有一日之境界。”本次展览以吴昌硕作品最多。

    吴昌硕临石鼓文作品存世较多,常见者多为临某一鼓,或节临数字,或以石鼓文篆联,篆屏无数,颇多作品署款有“集天一阁藏北宋石鼓字”之语。通临十面石鼓全文者,非常罕见。展品中吴昌硕通临《石鼓文》十条屏,是他自己画出鼓形,再按鼓形和石鼓的位置,把石鼓文摹上去,石鼓之线条苍莽老辣,朱笔释文,蓝笔标注各本异同,王个簃先生称它为“吴氏第一神品”。其中第八鼓“马荐鼓”从明代开始就没字了,但因为阮元摹天一阁宋拓本传世,吴昌硕才依其补写12字。

    傅山小楷《石鼓文》也是展览中的重要作品之一。傅山是明末清初的金石学家,分10段抄录石鼓文字498字。天一阁博物馆研究馆员陈斐蓉认为,此国家一级文物《石鼓文》册为傅山抄录南宋章樵的注释本而成。这件3000多字的小楷作品,整体书风古穆宁静,意象深远,充分体现了傅山的书法主张——“宁拙毋巧,宁丑毋媚,宁支离毋轻滑,宁直率毋安排”,具有一种自然生发的美,是历史与艺术完美的结合。

    为一件碑帖举办专题展览并不多见,开幕式上,故宫博物院、上海图书馆、上海朵云轩、西泠印社、天一阁博物馆的专家,还对石鼓文字的历史传承、金石拓本做了专业性、系统性的介绍与研讨。新出版的《石鼓墨影——明清以来〈石鼓文〉善拓及名家临作捃存》,汇集了国内非常重要的石鼓文善本资料,为研究古文字的演变和复原提供了便利。这既是一次高规格的石鼓文字展示,更是一次影响深远的石鼓文献研讨,将在中国“石鼓文化”研究史上留下精彩的一笔。

    【后 记】

     从《石鼓文》看到文化自信

    天一阁与《石鼓文》因缘颇深,不仅表现在收藏赵孟頫的北宋《石鼓文》拓本为当时最完整的版本,影响了清朝几代金石学家和书法大家,余音惠及民国乃至当下,被学界和艺林所敬仰。此后又经阮元重摹而嘉惠学林,博汇九州。

    颠沛流离的石鼓最终能安身故宫博物院,还需要提到一个人——鄞县“一门五马”中的马衡。马衡是现代金石学的先驱,故宫博物院第一任院长,也是西泠印社第二任社长。抗日战争时期,为防国宝被日寇掠走,时任故宫博物院院长的马衡建议将石鼓辗转千里,迁徙到四川峨眉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才在北京的故宫博物院正式安身。今天,我们又能在薪火相传450多年的藏书之地观摩善拓及名家临作,实为幸事。

    提及展览的意义,刘晓峰认为,我们今天谈的文化自信是可以在《石鼓文》展览中找到的。当你看到2000多年前的石刻文字,怎么能不为中华文明而骄傲!但我们站在展品前,又能认识多少呢?这也正是展览的意义所在:它让每一位到访者,在为拥有古老文明而骄傲、自信的同时,又去思考我们的文化自信应该怎样更好地传承,怎样从身边事做起。的确,即使小学生也认识“石鼓文”三个字,但是这三个字在东周时期也是这么写吗?它又是怎么演变而来的?它以前的意思是否和今天一样呢?回答这一系列问题,就会看到文化研究的价值所在。它在努力回答着永恒的话题:我是谁?从哪来?到哪儿去?面对此展览,这种感受似乎更为强烈。

    今年春节期间,博物馆爆棚是一大热门话题。刘晓峰认为,此次展览从博物馆的角度来说,还有一重“让文物活起来”的意义。只有“让文物活起来”,让观众看到文物,才能亲身感受到千百年前的文化气息,从而使更多人在欣赏思考中,在和朋友、家人的交流中,再次感受中华文化的伟大与魅力。如此,才可以更好地让参观博物馆成为一种日常生活方式。记者 陈青 通讯员 王伊婧 乌莹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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