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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首八千年——跨湖桥遗址博物馆基本陈列简介

作者:吴健 李萍 时间:2009-11-09
  2009年9月28日,占地83亩、投资1亿元的跨湖桥遗址博物馆历经3年建设,在新中国建国60周年前夕正式建成并免费对外开放。博物馆座落于萧山湘湖景区内,建筑面积6800平方米,是一家专题展示跨湖桥文化的遗址类博物馆,也是我省继河姆渡、良渚之后又一家史前遗址博物馆。
  博物馆展区由主题陈列厅和遗址保护厅组成,其中以“八千年回首”为主题的陈列又分为“跨湖桥文明的诞生”、“跨湖桥人的活动”、“农业起源的探索”、“聚焦跨湖桥遗址”等四个部分。观众一走进大厅,就可以看到一幅100平方米的跨湖桥遗址独木舟出土大型浮雕。该浮雕高8米、宽12.5米,由仿紫铜的复合材料制成,气势甚是恢宏。作为展览的导引,序厅的设计显得颇具匠心。在投影式的前言中,3D动画通过光的渲染,还原了远古时期跨湖桥人的生活场景,质朴、荒蛮的景象瞬间就把观众带回到8000年前的农耕渔猎时代。而“10000至7000年前中国新石器时代遗址分布图”则彰显了跨湖桥遗址的地理位置和重要性。
  经过序厅,观众来到第一部分“跨湖桥文明的诞生”。跨湖桥文明从诞生到最后消亡,都与当时的气候变化和环境变迁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在全新世偏早期,地球曾发生过一次间歇性降温,东亚低纬度地区出现了干旱状态。人类为了更好地生存,被迫向水源更为充沛的下游转移。全景式壁画就描绘了8000年前古湘湖地区人类的生存环境景象:温暖湿润的气候、茂密的亚热带森林和出没的食肉动物……从距今约8200年起,这一环境与地貌就相对稳定,并延续了近千年之久,保证了跨湖桥文明的持续发展。但此后,由于受到全新世大暖期的影响,海平面持续上升。水位的升高给寄居在沿海地区的人类造成了严重的后果。从发掘地层剖面复原展示中可以看到,跨湖桥文化层上叠压着厚厚的潮上带和潮间带堆积,还可以看到遗址被海潮冲溃的模拟景象。考古发掘证明,正是海侵直接导致了跨湖桥遗址的淹没和毁弃,而迄今也没有发现跨湖桥后续文化的踪迹。
  “跨湖桥文化分布图”同样是这一部分展示的重点内容。分布图通过人体红外感应的电子翻书系统,阐述了各个遗址之间的相同和不同之处,增强了与观众的互动。跨湖桥遗址在发现之初,就因其久远的年代和新颖独特的文化面貌,打破了浙江考古界一直以河姆渡文化为参照,探寻新石器时代遗址的习惯性思维,曾引发了业内对遗址年代和性质的争论。但近年来的考古成果表明,在距今约10000年的浦江上山遗址和距今9000年的嵊州市小黄山遗址文化内涵中,都存在着不少跨湖桥文化的因素。这一现象充分说明,跨湖桥文明的诞生是以浦阳江为发展脉络的,无论是从时间序列还是区域范围上,都符合人类文明从山地、洞穴向河谷、平原发展的规律。
  考古人员发现,跨湖桥人已具备了丰富的知识,其生产、生活活动十分精彩。除了以骨器、木器、石器为生产工具,以各种精致的陶器为生活用具外,跨湖桥人还懂得利用动、植物的胶汁来粘补陶器,用涂有生漆的木弓来狩猎。用火烧锛刳独木舟更称得上是伟大的成就。因此,展览的第二部分便以“跨湖桥人的活动”为主题。进入展厅,首先映入观众眼帘的便是杆栏式建筑和跨湖桥人制作独木梯的场景。2002年遗址出土的独木梯残件是杆栏式建筑的间接证明,而纺织技术的出现是跨湖桥人类活动的一大亮点。遗址不仅出土了木制定经杆和骨质纬刀,还发现了陶纺轮、线轮等纺织工具。这些文物表明,在距今7000至8000年前,跨湖桥人已用水平式踞织机进行原始的纺织,用细致油光的骨针缝制日常穿戴的麻布和兽皮。新石器时代的陶器制作以泥条盘筑法为主。展陈中一件木质陶轮底座则显示,跨湖桥人发明的慢轮修整技术是制陶技术的一场革命。跨湖桥出土的陶器类别较多,有罐、釜、盘、豆、钵等。在陶器通柜展陈中,有一件被称为“草药罐”的小陶釜。此陶釜出土时呈煎裂状,倾斜弃于泥中,器内有一捆形状相近的植物茎枝。这捆茎枝在丢弃过程中没发生散乱,比较符合茎枝被煮软后的特点。此外,陶釜外壁有烟熏火燎痕迹,考虑到这些茎枝不可能被直接食用,所以该器物很可能是丢弃的煎药罐。医学界常常将中药的起源定在出现《黄帝内经》的先秦时期,但“神农尝百草”的传说表明,人类早在史前时期就已经认识到自然药材的药用价值。跨湖桥遗址出土的这件“草药罐”,为研究我国中草药的起源提供了重要线索。
  在跨湖桥文化时期,太阳的升落及由此产生的冷暖效应,都会对人类的生产、生活乃至生命产生巨大影响,因此,人类便产生了最原始的宗教——太阳崇拜。在跨湖桥遗址出土的彩陶器上,所见到的圆圈、放射线组合图案,都是以太阳为模仿题材的。但相对于河姆渡、良渚文化时期抽象繁复的太阳崇拜,跨湖桥文化在表现形式上显得更为直接质朴,这也是我国东南地区最早的太阳崇拜形式。展览还结合图版,展示了遗址中发现的分层台形建筑及其相关遗迹。建筑平面略呈圆形,共分19层之多。每层都发现了一个烧土面,应该是一种与太阳崇拜有关的祭祀场所。
  第三部分是“农业起源的探索”。从“世界农业起源三大中心”平面图上可以看出,在距今约10000年前,西亚的伊拉克及周边地区开始了大小麦的种植,这一区域后来诞生了著名的两河流域文明,并衍生出古埃及和古印度文明。在美洲的墨西哥一带玉米起源区,同样诞生了著名的玛雅文明。而在黄河、长江流域的粟、稻起源区,孕育出绵延不绝的伟大中华文明。由此可见,农业起源与人类的文明息息相关。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在长江中游和淮河上游地区一系列比河姆渡更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如湖南的彭头山遗址、八十垱遗址、玉蟾岩遗址,江西的仙人洞遗址、吊洞环遗址,河南的贾湖遗址等距今约7500至12000年的遗址——发现了水稻遗存,从而使稻作农业“长江起源说”、“淮河流域起源说”风靡一时。但随着跨湖桥遗址、上山遗址的发现,长江下游在稻作农业起源中的地位越来越受到重视。
  跨湖桥文化时期,人类的生存形态已从单纯依赖自然资源的狩猎采集向食物生产过渡。跨湖桥遗址的稻作遗存分布范围较广,且一半以上的稻谷明显不同于普通的野生稻,属于人类栽培稻。即使在采集芡实、菱角、橡子等植物类食物时,先民们也多将果实集中在储藏坑里储备,以预防饥荒。除农作物的种植外,野猪的驯化也是最引人注目的内容之一。在驯化过程中,随着饮食习惯和食物结构的改变,野猪在体质上也有了适应性变化,具体表现为下颌骨的缩短和牙齿特征的弱化。由于牙齿尺寸的改变比骨骼尺寸的要慢,所以造成了猪的齿列明显扭曲。陈列的猪下颌骨标本显示,因下颌的缩短,猪的牙齿齿列出现了挤压错位。这些现象说明,跨湖桥文化时期已有了中国南方地区最早的家猪。
  第四部分“聚焦跨湖桥”主要集中展示了跨湖桥遗址的发现、发掘、研究及文化命名历程。跨湖桥遗址自1990年第一次发掘至今已近二十年。虽然发掘面积并不大,但遗址的文化内涵却非常丰富:无论是水稻的栽培、家猪的驯养,还是漆器的发明、独木舟的使用,都对人类文明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它的发现打破了浙江新石器时代的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两分体系,建立起区域文化的多元格局,为长江流域新石器时代文化研究中整体观念的形成树立了新坐标。期间,社会各界和许多专家都对遗址的研究和保护倾注了大量心血。因此,这一部分便以文字、图版、多媒体等形式,图文并茂地反映了国内外著名专家开展实地考察,跨湖桥遗址荣获2001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跨湖桥文化”被正式命名等情景,也记录了中央电视台等国内外各大媒体的宣传、报道,还通过模拟发掘现场、三次考古发掘的灯箱片展示等,展现了当年考古队员的风采。跨湖桥研究成果通柜则展示了历年来各学科的跨湖桥研究论文和出版专著。
  近20年来,跨湖桥遗址经历了从临时保护棚、遗址陈列厅到遗址博物馆的发展历程。作为展示、研究跨湖桥文化的专业机构,跨湖桥遗址博物馆将承载起时代赋予的使命,肩负起历史赋予的重托,凭借优越的地理位置,依托跨湖桥文化丰厚的积淀,努力创造和演绎出新的后续传奇。
 
(作者单位:跨湖桥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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