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对良渚文化的内部材料不断丰富和深入研究的同时，对良渚文化时空方面的研究以及在汇入中华民族文明历史方面的研究也都取得了许多新的进展。

    良渚文化作为长江下游地区太湖流域的一支有自身发展序列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这早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已成为研究者的共识。在其内部，虽然陶器的形式与组合，表现出可能存在的地方类型上的差异。但在玉石器方面，尤其对那半人半兽的神徽形式的刻划，在偌大的太湖流域，所表现出的如出一辙的统一模式，使研究者们越来越感受到，这一文化的内在凝聚力和政权的统一程度，恐怕已超乎我们的想象。由于对以莫角山为中心的良渚遗址群的认识，许多学者提出这里就是良渚古国的早期中心。而面对寺墩、草鞋山等大型墓地，又产生了中心迁移和亚中心等许多说法。但在总体认识上，已显然不是停留在文化现象与文化比较上了。 如何去证实这些推论，从一个聚落或更大范围找出这些中心或遗址间的关系，恢复良渚社会的结构和模式，将是我们今后的任务。

    在其外延的研究上，浙江省在宁波慈湖遗址、奉化名山后遗址、绍兴马鞍仙人山遗址以及浦江的阔塘山背等许多遗址，都发现了良渚文化遗存。可以看出在良渚文化时期，钱塘江南岸的宁绍平原，虽然仍保留了河姆渡文化系统的一些传统，但却是以良渚文化因素为其主流了。

    在向北的扩展中，江苏新沂花厅遗址表现最为突出，这里既有良渚文化的东西，又有大汶口文化的东西。在这里发现了迄今为止良渚文化最长的一件锥形器，以及琮、璧、钺、冠状饰等良渚文化典型的玉礼器。研究者们认为这是良渚文化北渐或古国之间联姻的原因。但无论如何，这种代表权力和信仰的玉礼器的出现，已应是良渚古国疆界和权力所及的一种表现。

    另外在更远距离的广东石硖文化也有多处遗址发现了良渚文化的玉琮等遗物。这些相距数千里，中间缺乏联环的文化现象，我们虽然尚不能很好地解释，它们是为什么，并且以何种方式到达这些地区的。但却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良渚文化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过程中，一定起过非凡的作用。我们也早巳从鼎、豆、壶，琮、璧、璜等礼器系统中，看到了青铜时代及其以后统一的中华文明对良渚文化的吸收和继承。探讨这种作用和汇聚的过程还要依赖遗址中的发现，这也正是今后良渚文化研究中所要解决的课题。

    对于良渚文化后续的研究，近年来的一些以玉器为线索的考古发现，使我们获得了一些信息。在山西的陶寺遗址中出土的玉琮，有横的分节以及四面的竖槽，显然是良渚文化玉琮传播演化的产物。而斜柄的V字形石刀，更是良渚文化所特有的石器种类；在陕北的延安芦山峁，神木石峁以及新华等龙山时代的遗址中，出土和采集有良渚式的玉琮，另外有较多的玉钺、玉璧和玉璋以及V字形石刀等。其中玉琮不仅四面有竖槽和分节，而且还刻画出与良渚文化玉琮一致或相似的神徽，显然是直接吸纳或借鉴了良渚文化的产品；台形和鸟杆的组合图案，由于多见于传世的良渚文化晚期形态的玉璧和玉琮上，所以一直以来被认为是良渚文化晚期的一种象征性符号。1996年在浙江桐乡叭喇浜遗址中，发现了良渚文化晚期镂刻于豆把上的这种图案。近年来在浙江好川墓地和温州老鼠山墓地，以及山东莒县陵阳河等遗址，又发现了与台形图案一致的台形镶嵌玉片，这些发现使我们认识到这种图案虽发源于良渚文化，但却应该是流行于龙山时代的一种具有象征意义的图符，它的分布范围就目前所知，起码从鲁南地区一直到达浙江的南部，这直接反映了这一时期在中国的东南部已经形成了一个地域广阔的文化信仰圈。

　　另外在二里头、殷墟等许多夏商时代的遗址中，也都发现了源自于良渚文化的玉琮、玉璧以及良渚文化或长江与黄淮下游地区其它史前文化的玉钺等玉器。良渚式的玉琮、玉璧和玉锥形器等还发现在四川广汉三星堆以及成都金沙等商周时代的遗址中。这些发现为我们理解良渚文化的后续发展，以及中华文化从多源走向一统的融合过程，提供了启示。

　　长期以来人们面对一个发达的考古学文化何以走向消失（起码在局部的表面现象看来的消失），而感到困惑和不理解，以至于做种种的推测和假说。良渚文化就是这样一个特别引人瞩目的文化。由于在太湖流域良渚文化的分布区，目前还没有发现相当于龙山文化甚至更晚阶段的与良渚式玉器有关的大型墓葬，所以许多学者提出了良渚文化灭亡的种种说法，有战争说、洪水说等观点。如何理解这样一种看似消亡和消失的文化现象，是很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我认为历史特别是考古学文化所展现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一定区域内的一个延续的过程。中国历史的无间断性，更是要求我们在一个过程中，连续地看待文化现象。从以玉器为线索的文化现象看，良渚文化并不存在灭亡的问题，良渚文化的因素在良渚文化以后的时代，融进了一个更大的范围之中。通过对中国史前时期文化演变过程的检讨，我们可以看出在文化因素和时代转换的同时，考古学文化的空间范围往往也随之发生着改变。因此如果单就一时一地去看待某一个考古学文化，我们则难免会产生断灭观，而如果我们放在一个更长的时间阶段和一个更大的空间范围里观察，看到的则不仅仅是一个文化内部消长的现象，我们看到更多的将是文化间及局部集团间的交织与互动，是一种时空的交换与此消彼长的过程。透过这种交替转换与螺旋式的发展，从而最终融合成为一个大范围的中华共同体。随着一个地域集中与特点明显的良渚文化，在考古者的搜寻中变得模糊的同时，更多的良渚文化因素出现在了长江的中上游和黄河的中上游地区，这种有趣的现象正是中华文化从多元走向一体过程的一个很好的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