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佩件玉器的基本造型特征是有可供穿系连缀的上下或前后贯穿的钻孔。它是起源最早的玉器类型，欧亚大陆一些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中发现的距今4万年左右的初期玉器就以穿孔连缀的珠、坠为特征。进入新石器时代乃至青铜时代后，组佩件玉器及由其组串而成的组玉佩是中国玉器中最常见的构成。良渚玉器中可确定为组佩件的主要有璜、管、珠、坠、带钩、鱼和部分的牌饰等。

　　璜：是太湖流域新石器时代最富特征的组佩件玉器，从马家浜文化经崧泽文化到良渚文化，其器形经历了条形璜——桥形璜——半璧形璜的演变过程。在马家浜和崧泽文化时期，璜大多单独穿绳引线勒系于颈部作为佩饰。良渚时期，考古迹象显示璜的组佩方式和佩挂形式都较以往有了明显的改变，跟管、珠等组佩件玉器共同穿系连缀成组玉佩的现象已相当普遍，而一座墓葬中多璜共出的现象跟后世多璜组玉佩间的关系也值得思量。展品反山十六号墓透雕玉璜（图19）与瑶山十一号墓龙首纹玉璜都是璜中罕见的精品。

　　串饰：除了由璜跟管、珠等共同穿系连缀的佩饰外，良渚时期更多见由数量不等的珠、管直接组串形成的串饰和由管、珠跟坠等组佩件玉器组串而成的串饰，这些串饰主要作为人体某一部位的装饰性佩挂饰。从出土位置看，复合璜的串饰主要佩挂在颈部作为胸饰，复合玉坠的串饰有佩挂于颈部作胸饰的，也见佩戴在腕部作手饰的，而单纯由珠、管组串而成的串饰既见胸饰，又见手饰，还见缠戴在腿脚部的链饰。展品中有8套不同组合内容的玉串饰，其中瑶山十二号墓串饰（余杭博物馆编号2826、2-279）由数十件琢刻兽面纹的玉管组串而成，是单纯以管组成的串饰中最华丽精美的（图20）。

　　圆牌：是组佩件玉器中较特殊的一类，器形常呈环或玦状。玦到良渚时期形制与功能都有所分化，除作耳饰使用的单体件玦外，还有一类在与玦口相对一侧钻琢小孔的玦状牌饰，常跟环状圆牌等组串成佩挂饰。展品瑶山M4∶7就是一件玦状圆牌（图21）。瑶山一号墓与反山二十二号墓玉圆牌出土时都呈近垂直的一线，出土部位在腹部，说明这种由多件玉圆牌组成的组玉佩的复合与佩挂方式并不局限于圆圈形的形式。展品反山M22∶26一组玉圆牌由6件一端钻琢小孔，另一端边缘琢刻一对龙首纹的环状圆牌组成（图22）。

　　穿缀件玉器专指以穿绳引线缝纫、连缀为主要方法来跟其他器件复合成器的玉器件，它最基本的形体特征是平直或凹弧的粗糙底面上有牛鼻形隧孔。在穿缀件玉器中，半圆形器、月牙形饰、半瓣形饰、半球形或球形玉珠等多成组出土，而牌饰、鸟、龟、蝉等多单件出土。

　　半圆形器：一种只出于等级很高墓葬中的穿缀件玉器，形体有大小之别。大者多出于头前，反山四座墓葬各出一套，每套4件质料与形制大小相同，以大致相等的间距围成一圈，发掘者认为是一种冠饰。但反山二十号墓平面图反映，半圆形器跟梳背、三叉形器等头部玉器间有不小的位置间距，似乎表明半圆形器作为冠帽上缝缀件的可能性不大。展览中的两组半圆形器均来自反山，十二号墓出土的一组上还琢刻着精美的兽面纹饰（图23）。小的半圆形器都成组出在腹部下方，数目也不拘于四件，从出土状况分析应是一种有机质立体物件侧面的缝缀件。

　　良渚穿缀件玉器中也常见令人叹为观止的作品。展品瑶山M10∶20玉牌饰牌体下半部采用高浮雕与阴线刻划琢刻出兽面，上部则用浅浮雕结合阴线刻划琢刻出凌驾于兽面之上的神人头像，将神人与兽面巧妙地组合起来，堪称良渚玉器中构图精妙的绝品（图24）。展品中鸟（图25—反山M17∶60）、龟、蝉等动物形穿缀件玉器同样精致美妙，不过，良渚玉鸟取像于鸽雀类性情温顺的飞禽，跟红山文化玉鸟多取像于鹰鸠等猛禽形成强烈对照。

　　镶嵌件玉器专指那些跟其他物件在平面上采用镶嵌形式完成复合的、以片状为形体特征的玉粒与玉片。与穿缀件玉器复合的对象主要是皮革帛缯类的软性有机质物件不同，镶嵌件玉器复合的对象主要是木、骨、牙等硬性有机质物件。良渚时期，后世玉器镶嵌工艺中流行的玉漆镶嵌、玉与象牙或骨器的镶嵌、玉石互嵌等技术都已出现，镶嵌技法主要有平面粘贴和凹窝粘嵌两种。良渚晚期底面凹弧镶嵌玉片的出现表明良渚玉器镶嵌工艺已突破平面镶嵌的瓶颈，开始出现和使用弧面镶嵌的工艺，此一工艺无疑是好川类型文化中圆柱面玉器镶嵌工艺的先声。此次展览没有选展镶嵌件玉片，新地里M140:5一组共8片玉镶嵌片均为翠绿色绿松石，玉片正面略弧凸，抛光精细，背面略凹弧，未经抛光，质料和形制都是良渚晚期镶嵌件玉片的典型代表（图26）。